一張沒有書名、頭尾都殘掉的敦煌紙片會被認成夢書,靠的不是上面留著「夢書」兩個字,而是它把條目寫成了同一個模子:每條以「夢見某物」開頭,後面接「主某事」或直接斷吉凶,一條自成一行,欄與欄之間有界欄。這種反覆到近乎單調的句式,是夢書最耐用的身分證;句式對上了,再拿紙張、字跡、行款、背面文書去核,最後放到英、法、俄、日、中幾處收藏的同類殘片旁邊比一輪,才會從「像」走到「應該是」。
我第一次被這種「像」逼著坐下來,是半夜盯著一張灰階圖檔。螢幕上那塊紙只有巴掌大,左邊撕裂,右邊被裁齊,剩下四欄半的字,中間還有一道褐色的水漬橫著壓過去。風扇在轉,滑鼠滾輪一格一格往下推,我把檢視器放到字比拳頭還粗,然後做一件很笨的事:數一行有幾個字。數到第三行我才發現,這已經不是在讀,是在量。
先數位子,再讀字
因為欄寬會講話。這類書是給人查的,不是給人從頭讀到尾的,所以抄的人把欄位算得很緊,一條一條往下排,行距整齊,天地頭留得規矩。它不像書信那樣行氣一路往下滑,也不像經卷那樣一行到底、斷句隨意。當我數出「一欄十七字、一條佔一行、吉凶壓在句尾」這種節奏,它的身分就露了一半。剩下那一半,看它有沒有界欄、界欄是刻的還是畫的、字有沒有壓在線上。
那時候我手邊攤著一份影印圖版,就是編號 P.3908 的那一卷《新集周公解夢書》。這件東西太好用了,因為它完整、有書題、分章清清楚楚,章節從天象一路排到禽獸、草木、器物,這套部類次序的排法在章名上寫得明明白白。我把影印本擱在鍵盤旁邊,把螢幕上殘片的字一個一個往它的句型裡塞:「夢見……者,主……」塞得進去而且讀得通,我才敢往下走。塞不進去的時候,多半不是它不認識我,是我不認識它。
補出來的字不算證據
這裡有一件我吃過虧的事。你拿「夢見某物者主某事」去認夢書,認久了會忘記自己正在用結論證明前提。殘片上的字東缺西補,你補上去的那些字,是從夢書的句型裡借來的;補完之後句子更整齊了,你又拿這份整齊回頭去證明它是夢書。繞一圈,什麼都沒證明。
所以得有人踩煞車。補字要標出來,標成補的就不能當證據;能當證據的,只剩下那些沒補也讀得通的字,還有紙、墨、行款這些不會配合你演戲的東西。我後來養成一個習慣,先把「我不確定的部分」寫在紙的另一邊,寫完再回頭看——那半邊常常比正文長。不好看,但踏實。
另一個容易被忽略的幫手是背面。敦煌的東西常常正面抄帳、背面抄書,或者反過來。殘片背面若留著戶籍、寺院帳曆、曆日的斷片,那些字有年號、有職稱、有具體月日,剛好可以當斷代的參照。同一張紙,正面抄夢、背面記帳,兩件事就被綁在同一個時間點上。
一張紙分在三個國家
沒有書題的殘片,還有一個更實際的難處:它常常不是一整件,而是好幾件。同一卷書,頭在倫敦,身子在巴黎,尾巴可能在聖彼得堡,早年還有整批散到日本與中國的零片。要比對,就得靠各地的圖版目錄和數位影像,一張一張對字跡、對行款、對紙幅。國際敦煌項目那種把各地藏品掃在一起的地方,對做這行的人是命脈——不是因為它給答案,而是因為它讓你可以在同一個晚上,把三件本來隔著半個地球的殘紙並排看清楚。
比對的時候我通常只看三樣:同一個字的寫法,尤其是「夢」上面那個草頭,每個人剪得不一樣;同一條目在別本裡的措辭,是「主」還是「占」,是「大吉」還是只寫「吉」;還有一條佔幾行。三樣都對上,我才會在心裡把它們放進同一個資料夾。三樣只對上兩樣,我就讓它繼續待在「待查」那一格,不急。
它沒有名字,所以由人給
大部分這類殘片是沒有書題的。卷首那句「新集周公解夢書一卷」是運氣,不是常態。沒有題,就只能擬題,寫成「某號解夢書」或「某號夢書殘卷」,前面掛編號,後面帶個問號。我起初覺得這種命名很敷衍,後來才明白那是一種誠實:編目的人把「我認為」和「它寫著」分開放。
至於怎麼知道它不是別的占書——常常不知道,只能說「不像」。敦煌的占卜類文書長得很近,占候、祿命、相書、鳥情占,句型彼此都有親戚關係。分野在觸發點:夢書的每一條都由「夢」起頭,做夢的是當事人,被判斷的也是那一條;別的占書起頭是天象、是日子、是方位。這條線本來很清楚,但殘得太凶的時候,開頭那兩個字正好不見了,線就斷在那裡。
所以最後寫進目錄的那句話,通常是「疑為夢書殘卷」,而不是乾脆的「夢書」。外人看了覺得曖昧,我看了覺得剛好。一張殘紙能給的就這麼多:句式給方向,紙與字給年代,背面給參照,各館圖版給旁證。剩下那一小截,交給問號留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