剪紙最早的記載不在剪紙書裡,而在《荊楚歲時記》

現存文獻裡,最早把「剪成人形、貼戴在身上」這件事寫下來的,是六世紀宗懍《荊楚歲時記》的「人日」條;而且原文寫的是「剪綵為人」,剪的是綵,是絲帛,不是紙。要談剪紙的源頭,第一個該翻的文本因此是一本歲時書,而不是任何一本剪紙專書——二十世紀以前,世上也還沒有一本剪紙專書可以翻。

我第一次把這條抄進筆記,是對著一張影印紙抄的。字很小,一整段擠在欄線裡:「正月七日為人日,以七種菜為羹,剪綵為人,或鏤金箔為人,以貼屏風,亦戴之頭鬢。」下面還壓著一層更小的字,那是注。我盯著「剪綵」兩個字看了很久,因為我手邊其他資料、群組裡長輩轉來的圖文,全都寫「剪紙」。差一個字,整條證據的性質就換了:一個講的是剪布料,一個講的是剪紙。

先看清楚那條原文到底在剪什麼

把整段讀完,會發現它描述的是人日那天的一整套動作:煮七種菜的羹,把綵剪成人形,或者把金箔鏤成人形,貼在屏風上,也戴在頭鬢邊,再互相贈送華勝。這裡值得注意的是:剪成人形,是因為那天是「人日」。歲時文獻把正月初一到初七排出雞、狗、豬、羊、牛、馬、人的順序,初七輪到人,所以剪的就是人。那個人形不只是裝飾圖案,它被嵌在曆法的節奏裡。

也就因為這樣,我後來不太願意把這條直接說成「剪紙起源」。它記的是風俗,不是材料。剪綵、鏤金箔,都是把現成的薄材料加工成人形;紙那時候已經是日常用品,只是寫的人沿用了老字。技法先出現,材料後來跟上,這在手工藝史上很常見,但通俗寫法往往跳過這一步。

還有一層更麻煩的:你今天翻到的《荊楚歲時記》,多半不是六世紀的原書。它很大一部分是後人從《藝文類聚》《太平御覽》這類類書裡一條一條輯回來的,正文和隋代杜公瞻的注常常黏在一起,不同系統的本子(寶顏堂、漢魏叢書、守山閣這幾路)互有出入。我曾經為了確認「鏤金箔為人」那句在不在,把兩個本子並排比對了一下午。比完之後我能確定的其實很有限:六世紀荊楚一帶確實有這個做法。我不能確定的是「六世紀的人拿剪刀剪紙」——那是我自己加上去的。

剪桐封弟是怎麼被接上去的

講剪紙起源的文章,我幾乎每次都會看到「剪桐封弟」。故事本身不假,但它跟紙無關。周成王跟弟弟叔虞閒坐,拿一片葉子削成珪的形狀遞過去,說要封他;旁邊的人當真,說天子無戲言,於是就封了。這故事的重點是「君無戲言」,是政治倫理,不是手工藝。

更關鍵的是版本:我看到的兩處記載,一片寫「援梧葉以為珪」,一片寫「削桐葉為珪」,一梧一桐,連樹種都不一致。而不管梧還是桐,那都是一片葉子。

時間也對不上。這件事被安放在西周初年,紙要等到漢代才有實物、才慢慢便宜到能隨手拿來剪,中間隔了八九百年以上。所以每次看到「早在西周,我國已有剪紙的雛形」這句話,我大概能想像它是怎麼長出來的:有人需要一個比六世紀更早的起點,看到「剪」、看到「削」、看到「封弟」,三個詞湊齊,就把它接了上去。剪紙的「剪」字很會勾人,勾到最後,連葉子都被當成紙。

唐代人講這件事,用的還是同一個字

杜甫《彭衙行》裡有一句「暖湯濯我足,剪紙招我魂」,這是我知道「剪紙」二字連用較早、也較常被引的例子。但它寫在喪亂逃難的場景裡,講的是招魂,不是窗花。把它當成剪紙藝術的證據,是把詩境讀窄了。

李商隱《人日即事》更值得看:「鏤金作勝傳荊俗,剪綵為人起晉風。」兩句詩,等於把《荊楚歲時記》那條的關鍵詞原封不動搬進去了,而且它自己把風俗往上推到晉。問題是,它用的還是「剪綵」。唐代人回頭談這件事,字跟六世紀一樣。這是我很在意的一個細節:如果連唐人都還在講剪綵,那麼「剪紙」這個詞在文獻裡出現得晚,就不是我沒查到,而是它本來就晚。

段成式《酉陽雜俎》我翻過幾次,裡頭確實有一堆節令與器物的記載,也常被拿來談唐代的剪紙裝飾。但我每次看到有人引它,都找不到對方給的卷次。我的規矩很簡單:只給書名、不給卷次的,先當作沒有。這不是刁難。《酉陽雜俎》前集二十卷、續集十卷,內容龐雜,不給卷次等於不給座標,讀者無從核對,我也無從核對。

宋代出現的關鍵,不在第一刀,而在價錢

到了宋代,剪紙才真的出現在買賣的清單裡。孟元老《東京夢華錄》記汴京節慶的市賣,周密《武林舊事》、吳自牧《夢粱錄》記臨安的行市與諸色技藝,裡面有一批靠剪花樣、剪字吃飯的人。

我認為這才是剪紙史上真正的分水嶺:不是誰先剪了第一刀,而是它變成一門可以收錢的手藝。有價目,就有分工;有分工,就有樣式流傳。你現在看到的那些固定圖樣,背後通常不是某個天才,而是一條能養活人的產銷鏈。

明清到台灣:量很大,名字很雜

明清留下來的是數量。歲時記和方志一層一層記下「窗花」,也記「門箋」——貼在門楣上、鏤空、下垂隨風飄的長條,北方尤多。方志這一層最被忽略,因為它不好讀、也不容易找到全文,可是地方上真正在用的東西,往往只有方志願意順手記一筆。

台灣的情況不太一樣。我在廟裡看到的是八仙彩、彩繪、木雕、刺繡,其中最容易和剪紙混淆的是「剪黏」:那是把碗片、瓷片敲碎後嵌成人物花鳥的工藝,跟剪紙只共用一個「剪」字,材料、工具、工序全不同。台灣的剪紙記錄,多半是夾在民俗調查與廟宇裝飾紀錄裡被順手帶到的,不像北方有整本整本的窗花樣譜。這一點我寧可講得保守:我看到的材料就是這樣,零散、附帶、不成体系,而不是台灣沒有。

墓裡的團花,和紙上的字對上了

二十世紀初,吐魯番阿斯塔那的古墓出土了北朝的團花剪紙,對馬、對猴那類對稱紋樣;敦煌也出了唐代的剪紙實物。這些是現存最早的實物之一,年代恰好落在宗懍那個世紀。

文獻說六世紀荊楚有人剪綵為人,墓裡躺著六世紀的團花。兩條線第一次對上,而且它們互不相干——一條是文字,一條是地裡的東西。這是我最信的一種證據:不是誰引用誰,而是兩個各自獨立的來源指向同一個時間點。反過來說,這也是「剪桐封弟」永遠給不了的東西。

順帶講一句分類的事。「剪紙」變成一個藝術類別,是二十世紀的事。古人不自稱剪紙藝術家,他們說剪綵、剪花樣、窗花、門箋。剪紙被大量採集、被寫進美術史,要到1940年代以後;台灣這邊則是透過日治後期以來的民俗刊物與戰後田野調查,一件一件記下「這裡還在做」,而不是「這裡最早做」。分類一出現,回頭找起源的需求也跟著出現——剪桐封弟就是這樣被拉進來的。

我現在查一條剪紙說法,只問四件事

一,哪一本書,哪一卷。二,原文寫的是剪什麼材料。三,那個本子是哪個版本,是不是輯本。四,它講的是習俗、是商品,還是出土實物。

四個問題問完,十條裡大概有七條會自己掉下去。剩下的三條,就算還不能定論,至少知道它站在哪裡。

所以那句話可以說得更準一點:剪紙最早的可查記載不在剪紙書裡,在《荊楚歲時記》;它記的是一個還在用舊字稱呼老做法的年代。我們今天叫它剪紙,是後來的命名——命名可以晚,證據不能補。找不到的,就老實寫找不到。

關於作者

掀曆人是一群從小幫家裡翻農民曆的人,家裡的曆書就擱在電話旁邊,過年前總要換上新的一本。他們對紙本曆書的欄位、節氣與生肖的排法熟得像自家抽屜;遇到疑問,習慣回頭翻舊版本、舊書刊和原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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