夢兆不是漢文化獨有的,日本和韓國各自記下什麼

夢兆不是漢文化獨有的。日本把新年的第一次夢獨立出來,用「一富士、二鷹、三茄子」排出吉兆的名次;韓國把豬夢直接接到財運與考試的期待上;台灣則把《周公解夢》的條目整批抄進農民曆和工商日誌的附錄,讓人一條一條查。三地都跟中國夢書打過交道,但留在生活裡的東西並不一樣:日本換掉了內容、留下形式,韓國換掉了用途,台灣留住了字典,卻讓條目在一次次翻印裡走樣。

我把三樣東西擺在桌上:一本台灣的農民曆,書末附錄印著「周公解夢」四個字;一份日文資料的影印本,講初夢;還有一份韓國民俗的整理。檯燈一照,紙邊都翻得起毛,最上面那本翻過去還會黏一下手指。三份東西講的是同一件事,可是把三份的標題分別用手指壓住,就會發現它們根本不在回答同一個問題。

台灣那份最像字典。我查的順序是固定的:先找夢裡出現的東西,再往下看判詞。分類大致是天文、地理、草木、飛禽、走獸、人事這幾路,夢見蛇一條、夢見牙齒落一條,後面接兩三句,吉或凶。這種體例很好用,因為它假設你已經知道要問什麼。

有意思的是,這套體例不是明代才有的。敦煌出土的寫本裡就有一份叫《新集周公解夢書》的,格式跟今天農民曆後面那幾頁差不多——一個物事配一段判詞。也就是說,「查表」這件事在中文世界流傳得夠久,久到它變成一種默認格式,誰翻印都不太去動它。

初夢是一份名次表,不是字典

日本那份不是字典,是一份名次。初夢指的是新的一年第一次做的夢,日期在各地、各時代並不一致,江戶以後大致落在正月前後。「一富士、二鷹、三茄子」是掛在初夢上的吉兆排序,江戶時代流行起來,有些流傳的版本還往後續成四扇、五煙草、六座頭。

我盯著那份清單看很久,注意到一件事:裡面沒有「如果你夢到什麼」這種句式。它不處理個別的夢,它處理的是「哪一種最好」。一般聽到的解釋有兩路,一路走諧音,富士通「無事」,鷹取「高」,茄子取「成す」;一路走地景,說這三樣是駿河國的名物——富士山、愛鷹山、茄子。兩路解釋互相打架,但都指向同一件事:這份清單的原料是日本自己的地景與語言,不是中國夢書的分類表。

日本後來也有一批掛著自己書名的夢占書,看得出源頭,可是編排和判詞都本地化了。我手上只有書名和片段,看不到完整原書,這一節就只能寫到這裡——再往下寫就是猜的。

豬夢在韓國被接到了哪裡

韓國那份整理裡,豬出現的次數多到讓我把紙翻回去重看。夢見豬在韓國民俗裡幾乎是吉兆的同義詞,而且不是抽象的好運,是很具體的那一種:錢、考試、錄取。我看到的說法裡,豬夢常跟「會有一筆進帳」或「榜上有名」連在一起;韓國把夢跟數字連在一起的情況也很常見,夢裡出現什麼就聯想到幾個號碼。

這裡的差別不在吉凶,而在接點。台灣的條目只告訴你吉或凶,韓國把它接到一個具體的人生事件上,於是同樣是吉,兩邊給的東西不一樣:一邊是判斷,一邊是期待。

韓國也常聽到「夢是反的」這種講法,我沒辦法確認它在文獻上從什麼時候開始,只能說它和「豬夢是吉」並存,兩套邏輯同時在用,而且彼此不打架。

分歧發生在編排,不在信不信

把三份東西並排,我關心的不是誰比較準——那個問題沒有答案,也不該有答案。我關心的是三者各自從中國夢書裡拿走了什麼、丟掉了什麼。

日本拿走了「吉凶」,丟掉了「逐條檢索」,把夢兆壓縮成一年一次的一份名次。韓國拿走了「吉」,丟掉了「分類表」,把它接到社會流動上——從前的科舉,現在的考試與彩券。台灣拿走了整張表,連分類都留著,可是判詞在翻印裡被改、被刪、被補,同一條目在不同年份、不同出版社的農民曆裡會長得不太一樣。

我實際翻過的幾種版本裡,同一種動物落在吉欄或凶欄的都有。最明顯的是豬:在韓國民俗裡牠幾乎就是錢,在中文夢書的某些版本裡,豬不一定掛在吉那一欄。這種相反不是誰記錯,而是兩邊生活裡在乎的事情不同。夢兆的意思,最後是由當地的日子決定的,不是由那本原始夢書決定的。

所以真正的差別在「單位」。台灣的單位是一條條目,你帶著一個夢去查;日本的單位是一年一次的一份清單,你在年初對照整年的運勢;韓國的單位是一個具體的期待,你在等一通電話或一張榜單。同樣一句「這個夢是什麼意思」,在三地問的其實是三件事。

這些都是文獻和民俗層面的記錄,版本彼此矛盾,我找到的資料也不完整,有些書只剩下書名,有些條目只剩半句。它們可以拿來看一個社會在乎什麼,但不該拿來替自己決定什麼。

收桌子的時候,農民曆那本最厚,也最舊。我把它放回架上,附錄那幾頁還是自己翻開著。

關於作者

掀曆人是一群從小幫家裡翻農民曆的人,家裡的曆書就擱在電話旁邊,過年前總要換上新的一本。他們對紙本曆書的欄位、節氣與生肖的排法熟得像自家抽屜;遇到疑問,習慣回頭翻舊版本、舊書刊和原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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